地震灾难过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不及悲伤便转身投入了抢险救灾的战场，他们自身经历了巨大创伤，在悲痛和消沉过后坚强乐观地面对缺憾。这种经历了创伤事件，与灾难进行抗争后所产生的积极的心理变化，被称为“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重点关注人在经历了威胁性或灾难性事件后，不但能够应对事件造成的创伤与痛苦等恶性后果，而且产生了态度、个性、能力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如自我意识的加深，能够更成熟地应对危机和困难，对他人更富有同情心和信任感等。这种积极的变化不仅能够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可以体现在组织、群体甚至民族、国家的活动上。比如地震过后，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团体凝聚力的增强和慈善、正义行为的增多。“创伤后成长”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苦难和挫折中孕育着希望和成长。
    不久前赴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区当志愿者的汶川地震断腿舞蹈教师廖智，曾遭受到包括自然灾害和截肢两次灾难性的创伤事件，但她对磨难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采取了正向的态度和行为，最终从受助者变成了援助者，不但传递出爱心和温暖，还传递出与创伤抗争后而获得的强大的勇气、力量与信心。

创伤后“成长”表现为4个方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科学家关注灾难事件带给人的积极影响，由此展开的大量研究表明：“创伤后成长”不仅仅是励志的“心灵鸡汤”，还是可以进行科学定义与测量的心理能力的提升。创伤后的“成长”通常表现在4个方面:
    自我认识的改变 　创伤、灾难之所以让人成长，是由于遭受磨难的个人通过意志、努力和智慧最终克服困难、渡过危机，一方面获得了相应的危机应对的经验与技巧，另一方面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也得到了提升，并由此对事件、生活和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感悟，从而带来人生信念和人生观等方面的变化。比如，在汶川地震中被截肢的舞蹈老师廖智，不但挺过了自己的磨难，还向遭受同样灾难的同胞伸出了援手，表现出了更强大的个人力量、生存能力和对灾难的耐受力。
    对“关系”的认识发生改变 　经历灾难后的人们，可能会重新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联结——关系，因此可能会更加明白“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可以依靠的人”，也会更加珍视自己与他人的情感联结。尤其是那些受了援助而挺过难关的人，生活态度的改变 　一次生离死别，一次死里逃生，哪怕是一次对生死的“围观”，往往会让人开始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经历了剧烈的“得与失”，或是遭受到“得与失”的威胁后，人们看待“得失”的观点可能会发生质的改变，会重新权衡自己生活中各种事物的优先级，如事业、家庭、健康等等。
    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经历了重大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后，人们往往会对“生命”、“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产生更深刻的体验、感悟和思考。
    “成长”取决于多种因素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这种创伤后“成长”？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首先，看经历了什么。研究发现，如果创伤事件是中等严重程度，当事人更可能产生“创伤后成长”。而如果创伤事件太严重，可能会完全耗尽“创伤后成长”赖以发生的心理资源；如果事件太轻微，则不足以对创伤历经者的原有观念、思维模式等产生震撼性的影响。

其次，看发生了多久。成长需要时间。灾难过后，当事人需要有一个过程来调整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伤后成长的积极面才能完全显现出来。

再者，看是谁在经历。当事人的人格特征、个性特点、情绪状态、对事件的归因方式等都会影响创伤后成长。如果一个人能够对正性事件做“稳定”（下次还会发生）、“普遍”（也适用于其他事情）和“内在”（是自己的原因）的归因，那么在灾难性事件之后，更可能收获成长。研究表明，拥有较多正性情绪的人，最有可能收获创伤后成长。一项对矿难者伴侣所做的研究发现，获得个人成长者，往往从创伤中找寻到了意义。另外，对事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成长。

最后，看有谁在身边。当事人所感受到的身边人对自己的支持，对于创伤后成长有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当身边有信赖的人可以倾诉感受，分享新的感悟，表达自己的信念，创伤后成长才得以发生发展。

"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创伤事件的性质（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丧失亲人等）、痛苦的心理感受、社会因素（社会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因素（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其他心理因素（自尊、自我效能感、应对灾难的方式等）等等。